第一百九十四章：台湾改革的阵痛

冯锡范被押上船送往九江，澎湖海战的硝烟散去，台湾算是名义上归了华国。
但施琅在台湾只待了十天，留下两千陆战队和周文远处理善后，自己就率舰队回九江复命去了。走前他对郑经说了句实在话：“王爷，仗打完了，麻烦才刚开始。”
郑经当时没太明白，等施琅一走，麻烦真就来了。
头一个麻烦是“听谁的”。
台湾现在挂着华国的旗，可衙门里坐的还是前明的官，审案用的是《大明律》，收税用的是郑家旧制。华国那边传话来，说要“逐步接轨”，可怎么接？谁说了算？
郑经把几个老臣召来商量，一商量就吵。
陈永华主张快改：“既已归华，就当用华国制度。总统许我们五十年自治，是信任，我们也不能一直抱着前明那套不放。”
可几个老臣不干：“陈大人此言差矣！王爷当年归附，华国承诺‘制度不变’。如今才几天就要改，岂非失信于民？”
吵了半天没结果，郑经头疼，挥挥手散了。
第二个麻烦是兵。
台湾原有军队三万多，澎湖海战损失几千，还剩下两万五。按协议，这些兵要整编进华国海军台湾分舰队。可实际一整编，问题来了：华国海军用的是新式编制、新式训练，军官都要去九江学习三个月。台湾这些兵，大多跟着郑家十几年，一听要离开台湾去大陆学习，很多人不乐意。
“咱们是台湾兵，去大陆干什么？”
“是不是想调虎离山，把咱们拆散了？”
军营里流言四起，甚至有军官暗中串联，说要“保郑家，抗整编”。
第三个麻烦最要命：钱。
台湾这些年，财政全靠海上贸易和屯田支撑。如今归了华国，海上贸易要受华国海军管辖，关税也要上缴一部分。屯田呢，大部分土地在郑家和几个大族手里，普通百姓租地种，交完租所剩无几。
周文远算了一笔账：照现在这样，台湾财政撑不过半年。
“得改革。”他对郑经说，“可一改，就要动很多人的利益。”
郑经这阵子瘦了一圈，天天在王府和后堂之间来回走，像拉磨的驴。他算是明白了：打仗难，治国更难；投降难，投降后的日子难上加难。
九江那边，杨振华也没闲着。
总统府里，他看着台湾送来的报告，眉头皱成疙瘩。
“施琅，你怎么看？”
施琅刚从台湾回来，实话实说：“总统，台湾现在是个空架子。表面归附，里子还是前明那套。郑经年轻，压不住那些老臣。长久下去，必生变故。”
“那依你之见？”
“要么彻底改造，要么……”施琅顿了顿，“维持现状，但后患无穷。”
杨振华在屋里踱了几步，忽然问：“你觉得，派谁去台湾主持改革合适？”
施琅想了想：“此人需懂政务，有威望，能让台湾士绅信服，还得领会总统的改革意图。”
“黄宗羲。”杨振华吐出三个字。
施琅眼睛一亮：“黄梨洲先生？他若肯去，确实合适！”
黄宗羲，字太冲，号梨洲，明末大儒，华国立国后受邀出山，现任文教部长。此人学贯古今，又通达实务，更重要是——他痛恨前明腐败，主张“天下为主，君为客”，与华国共和理念契合。
“就他了。”杨振华拍板，“给他个头衔……‘台湾改革顾问’，全权处理台湾改制事宜。再调一千干部随行，要年轻的，有冲劲的。”
半个月后，黄宗羲的船到了台湾。
老头六十多了，精神矍铄，一袭青衫，手里就拎个书箱。郑经率文武官员到码头迎接，本以为会是个趾高气扬的钦差，没想到是个慈眉善目的老先生。
“老朽黄宗羲，见过延平郡王。”黄宗羲拱手，态度平和。
郑经赶紧还礼：“黄先生远来辛苦，请。”
进了王府，黄宗羲开门见山：“王爷，老朽奉总统之命，来台湾当个顾问。顾问顾问，顾得上就问，顾不上的，还得王爷自己拿主意。”
这话说得客气，郑经心里踏实了些。
接下来几天，黄宗羲没提改革，天天在台湾城里转悠。去茶馆听百姓聊天，去集市看买卖交易，去乡下看农田收成。晚上就找陈永华、周文远长谈，了解台湾底细。
七天后，他把改革方案拿出来了。
方案不复杂，就四条，但条条都戳在要害上。
第一条：设立台湾议会。
“议会由五十人组成。”黄宗羲解释，“二十五人由各县乡民选举产生，二十五人由王爷您任命。凡台湾重大事务，需议会过半数通过。”
郑经一听，这好啊，自己还能任命一半人。可几个老臣不干了：“选举？那些泥腿子懂什么国家大事？”
黄宗羲笑呵呵：“不懂可以学嘛。况且华国各地都有议会，这是大趋势。台湾既归华国，总要慢慢接轨。”
吵了几轮，最后定了：先试三年。
第二条：货币改革。
台湾现在用的还是郑家自铸的“永历通宝”，成色不一，百姓怨声载道。华国推行“华元”，银本位，币值稳定。
黄宗羲的建议很温和：“华元与旧币并行流通三年，三年后旧币作废。期间官府收税，两种钱都收，但兑换比例固定。”
这条反对声小些——毕竟谁都知道郑家钱币越来越不值钱。
第三条最敏感：土地改革。
黄宗羲在地图上画了几个圈：“冯锡范及其同党被没收的土地，共计八万亩。这些地，按户分给无地农民，每亩只收十分之一税，连收十年后归其所有。”
“那其他地主的地呢？”有人紧张地问。
“不动。”黄宗羲说，“只限分叛逆之地。至于其他土地，鼓励地主减租，但不强制。”
郑经松了口气——他郑家就是台湾最大的地主，真要全面土改，他第一个难做。
第四条：办学校。
“台湾现有私塾二十七所，都是教四书五经。”黄宗羲说，“总统拨了专款，要在台湾建十所新式学堂，教国语、算学、地理、格物。教材从九江运来，先生由华国派遣。”
这条没人反对——读书总是好事。
方案公布，台湾炸了锅。
议会选举那天，各乡镇热闹得像过年。农民、小贩、手工业者，凡是成年男子都去投票——虽然很多人不识字，但官府发了印着候选人头像的票，看着顺眼的就投。
选出来的二十五人，有十二个是普通百姓，六个是小商人，七个是乡绅。加上郑经任命的二十五人（多是旧部官员），第一届台湾议会算是凑齐了。
头一次开会，场面那叫一个乱。农民代表说话直，官员代表打官腔，两边鸡同鸭讲。有次为修路的事吵起来，一个老农指着官员鼻子骂：“你们当官的就知道要钱，我们村的路烂了三年，谁来管过？”
那官员气得脸发白，想反驳又不敢——现在不是大明朝了，百姓真敢骂官。
货币改革也有麻烦。市面上假华元突然多了起来，百姓分不清，官府查得焦头烂额。周文远亲自带队，抓了十几个造假贩子，当街示众，风气才慢慢好转。
土地改革最难。八万亩地分下去，涉及几千户农民。量地、分地、立契，工作量巨大。黄宗羲从华国带来的那一千干部派上了用场，这些人年轻，能吃苦，天天泡在乡下，一待就是几个月。
有地主暗中使绊子，说分到的地是“凶地”“贫地”。黄宗羲就亲自下乡，一块地一块地看，当众驳斥谣言。有次遇到个老地主阻挠分田，黄宗羲不急不恼，把他请到县衙，泡上茶，从《孟子》的“民为重”讲到华国的“民为本”，讲了两个时辰，老地主听得汗流浃背，最后主动交出多余的地契。
学校建得最快。半年时间，十所学堂拔地而起。华国来的先生说着略带口音的国语，教孩子们认字算数。有些老学究看不惯，说“有辱斯文”，可百姓喜欢——上学不用交钱，还能学本事，谁不乐意？
三年时间，一晃而过。
黄宗羲要回九江复命了。临走前，他请郑经、陈永华和议会代表吃饭。
饭桌上，他举杯：“这三年来，多谢诸位包容老朽这个外乡人。台湾改革，不易啊。”
确实不易。三年里，议会吵过架，货币出过乱子，土改闹过纠纷，学校也有过争议。但总的看，台湾没乱，经济慢慢好转，百姓日子确实比三年前好了。
郑经这三年也变了。从前犹豫懦弱，现在渐渐有了主见。议会的事他管，军队整编他管，虽然累，但心里踏实——他知道台湾在往好路上走。
“黄先生，”郑经真心实意地敬酒，“这三年来，您辛苦了。”
黄宗羲一饮而尽，笑道：“王爷，改革才刚开始。往后路还长，还会有阵痛。但只要记住一条：改革是为了让百姓过好日子，不是为了折腾人，这路就能走下去。”
船离港时，码头上来了很多人送行。有官员，有百姓，有学生。学生们齐声背诵新学的国语课文，清脆的童声在海风中飘荡。
黄宗羲站在船头，望着渐远的台湾岛，花白胡须在风中飘动。
他知道，这三年只是过渡。真正的考验还在后头——当五十年自治期满，台湾要完全融入华国时，那才是大考。
但至少，第一步迈出去了。
船驶向大海深处，身后，台湾岛笼罩在夕阳的余晖中，宁静而安详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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