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839章 用圣贤经典治国
对古文尚书的半否定,让群臣陷入沉默。
因为他们的很多学问,都和古文尚书有关。
《大禹谟》的“人心惟危,道心惟微,惟精惟一,允执厥中”,尚且可以通过其他古籍印证得到肯定。
另一句“野无遗贤,万邦咸宁”,可没有找到相印证的典籍。
以之获得重用的陈继儒,不免心中惴惴。若不是遗贤的名号,他可不会由布衣一跃迈入国会。
好在,他之前获得了皇帝指点,站在为民众争取权力的立场上,出言道:
“《泰誓》篇虽说出自古文尚书,但是‘天视自我民视,天听自我民听’,却被《孟子》引用。”
“臣以为这句话当是《尚书》真文,应当纳入必修。”
这句话的意思是:上天看到的来自于民众看到的,上天听到的来自于民众听到的。
民意就是天意,天子要遵从民意。
这是国会的权力来源,也是民贵君轻的依据。
如果它被否定了,论证君臣民关系时,就需要再找其他古籍。
但是其他的古籍,哪里比得上《尚书》呢?
尤其是这句话出自《泰誓》,是武王伐纣之时,以天子的身份对上天、对诸侯、对民众许下的誓言。
没有哪一句话,比它论证君臣民关系更恰当。
站在民众立场上的陈继儒,自然希望这句话成为必修。
朱由检让权于民的决心很坚定,而且希望能构建稳固的君臣民关系。此前就已经对此表示认可,自然不会反悔自毁信誉,闻言当即认可道:
“古文尚书中,有其他典籍印证的话语,都可列在今文尚书后面,作为必修语句。”
“并且把其他典籍的文字附上,用先贤的解释注释。”
“这件事就拜托诸位先生了,一定要把真正的《尚书》,尽可能还原出来。”
“如果诸位有见解,并且得到刘先生、钱先生等校注者认可,也可把解释加进去。”
“最好合成新篇章,继承先贤学问。”
这个说法,让在场的人听到后,心中极为熨帖。
因为皇帝表示了对他们的尊重,并且打算把他们的注释列为必修。
这可是随着圣贤留名的事情,他们终于放下皇帝半否定古文尚书的芥蒂。
提出此议的陈继儒,更是得到很多人认可。
他本人更是心情激动,认识到为何很多人愿意效忠皇帝:
『坐而论道,用圣贤经典治国。』
『当今陛下,当今是圣君啊!』
『三代以来,还有哪位君主,如此尊重我们?』
对自己投靠皇帝的行为更加庆幸,知道自己有了青史留名的机会。
惟一让他后悔的,就是没早点投靠皇帝,以至于今年都七十四岁了,还不知能有多少日子。
所以他立功立言的心情更是迫切,沉声道:
“陛下用圣贤经典治国,臣等不胜欣喜。”
“但是用圣贤经典治国,必须辨别哪些是圣贤真言,哪些是后人伪造。”
“对于可疑的经典,当转为参考典籍。”
“陛下对《古文尚书》的处置,可谓恰合此理。”
首先支持了皇帝的做法,又继续道:
“但是其他古文是否可疑,臣以为当辩证看待。”
“尤其是《诗经》,天下学者众多,又有朱子注释。”
“《鲁诗》、《齐诗》、《韩诗》等今文经学已尽皆失传,臣以为当继续用《毛诗》。”
这个提议,得到了很多臣子附和。
因为学《诗经》的实在太多了,至少有三成士子在五经的选择上选《诗经》。
它要是被完全推翻了,在天下间都会引起大波澜。
朱由检对《诗经》没有那么重视,也没听说过后世有什么争议,所以他对此表示认可,又向孙奇逢道:
“孙先生在《教育报》上评选古文和古诗词,应该已经挑选出名篇了。”
“这《诗经》的三百首诗歌,都是先秦诗篇。”
“但是秦朝以后,也有很多好的诗歌,同样值得学习。”
“朕以为当精选诗词曲名篇,作为选修典籍。”
这个提议,增加了《诗经》学习的难度,群臣纷纷皱眉。
尤其是《诗经》之所以为经,注重的是经义,而非作为诗的文采。
他们也不认为其他诗词曲微言大义,值得作为经典。
不过朱由检却很坚持,认为各朝代的诗歌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风貌,同样有其意义。
最终决定由钱谦益、孙奇逢主持,编撰《古诗三百首》《词曲三百首》,作为选修典籍。
大明的诗经,开始从专学诗三百,向学习古今诗词曲转变,并且在后来为诗经题目加上诗词考试,用以选拔擅长诗词的人才。
不过总体来说,《诗经》考试还是延续了原有格局。注释因为《书集传》是朱熹所作,同样没有大改,只是简单标点、订正一些谬误。
诗经之后是易经,学习的人同样很多,按理说不适合大改。
尤其是《易经》的注释是程颐撰写、杨时编次的《程氏易传》,还有朱熹的《周易本义》,是程朱理学的根基学问之一。
信奉理学的臣子,都不支持对此大改。尤其是东林书院继承自杨时、号称理学正宗,东林党人对此最反对。
但是刘宗周、钱谦益二人,却极力支持对《易经》重新校注,因为两人都知道:
《易经》是群经之首,是五经中最重要的典籍。想要取代理学,就必须对《易经》下手。
尤其是刘宗周家学渊源,外祖父章颖精通的就是易学,他本人对《易经》的研究也很深。就算对理学再有感情、和东林党人的交情再深厚,他也不会在《易经》上让步,而是打算把自己的理念,融入易经注释。
朱由检对《易经》同样有想法,他想让张溥把数学融入其中,引导学习易经的士子学数学。
所以他对重新校注《易经》很支持,鼎力支持刘宗周。
在他的坚定支持下,刘宗周取得了校注易经的主导权。基于程子、朱子对《易经》的注释,重新校注编撰。
诗、书、礼、易四经,相继确定了如何标点校注。
剩下的唯有《春秋》,在大明是和《礼记》一样,少有人学的经典。(本章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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